时间:2017年11月23日
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案由:电信诈骗
案情:被告人李某经介绍加入一电信诈骗团伙,并伙同其他成员在菲律宾宿务一别墅内,通过电信技术手段,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被害人身份信息被泄露,名下银行卡被非法使用且涉嫌洗钱犯罪等需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为由骗取事主钱财,20余人组成的诈骗团伙拨打诈骗电话逾千次,涉案金额高达750余万元。
案情回放
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李某、任某及吴某伙同羊某(另案处理)等20余人,在菲律宾宿务参加他人领导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组织。该组织由一线工作人员向中国大陆地区拨打电话,冒充被害人所在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谎称被害人身份信息被泄露、名下银行卡在上海被人非法使用,在被害人相信后将电话转到二线工作人员,由二线工作人员冒充上海市嘉定区公安局工作人员,谎称被害人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钱犯罪,将电话转到三线工作人员,由三线工作人员诱骗被害人进行转账。
至案发,该诈骗组织通过上述手段骗取被害人张某人民币6711865元、被害人桂某人民币874857元。
庭审现场
11月23日上午9时,23名被告人被法警带上法庭,密密地站了两排,他们中有13名是90后,最小的出生于1998年。据了解,在这个23人组成的诈骗团伙中,有男女朋友,有表兄弟,大部分都是老乡,之前他们都是普通的进城务工者,但是涉案时却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已经触犯刑法。
涉嫌“洗钱” 让她慌了手脚
2016年8月28日中午,家住嘉兴市南湖区的张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嘉兴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询问张女士是否丢过身份证,当回答“是”的时候,对方声称张女士的身份证涉及到一个案件,案件在上海嘉定公安局,并将电话转到了“上海嘉定公安局”。电话那头表示张女士的身份证被不法分子利用了,让张女士联系上海嘉定公安局的刑侦队,并告知了电话,让张女士自己去核实。
张女士拨打114查询电话后,发现该号码确实是上海嘉定公安局刑侦队的电话。她就直接打过去了,电话中的“贺警官”告诉张女士,有人用她的身份信息在上海农业银行开户,并利用这个账户洗钱。
慌了手脚的张女士没有多想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附近酒店开了一个房间并用新买的手机和手机卡联系“贺警官”。“这起案件是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密案件,地方上的公安机关不清楚,上海检察院已经批出逮捕令了。”对方又将电话转到一个自称上海检察院名叫杨建杰的人,发给张女士一个网址。她打开一看,吓坏了,显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页,通缉令上确实有自己的照片。
张女士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按对方要求,把所有银行卡都告知对方,“我当时想,我没做违法的事,查清楚就好了。”
她把12张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骗子,还赎回了银行卡内150万元左右的理财产品,向亲朋好友借了300多万元,甚至还将自己的房子抵押了148万元,前后把683.6万元交给了对方,对方称这笔钱为“保证金”。
一直到去年9月30日,当张女士将最后一笔保证金21.6万元打给对方账户时,她和丈夫才和朋友说了这事,在朋友提醒下,二人才意识到被骗,随即报警。
“出国务工” 变成“演员念剧本”
检察机关起诉称,犯罪分子的诈骗窝点位于菲律宾宿务偏远郊区的一处别墅,团伙成员大多是被组织者以“出国务工”为名骗来。
“被告人李某,你是怎么想到去菲律宾的?”审判长问道。
“我当时在家待业,说有一份菲律宾工作的机会,底薪5000元,提成多劳多得。”就这样,李某与男友任某等11人被高薪诱骗到境外窝点。
“去年6月,我去广东惠州探望表哥时,认识了他的朋友吴某,刚从国外回来,发了点财,言语间十分得意,‘在菲律宾捞捞偏门,钱好赚,还没有风险。’”原本在深圳打工的湖北黄石人胥某坦白,他和表哥王某也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吴某踏上了“出国之路”,到达窝点后发现有很多人在此工作,有四川人和台湾人。工作内容很简单:根据事先编好的剧本,拨打或接听电话。很快,熟悉了流程的王某又陆续在内地招人。
多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有专人给他们办理护照、订好机票。到达窝点后,他们的护照、身份证等都被收走,且要求不能离开别墅。事实上,他们被“软禁”了。
“一开始,我们想挣回机票钱就回国,可一上手,就难回头了,因为钱太好挣了。”胥某说。老板发给他们每月5000元保底工资,如果骗到钱,就可以提成5%到8%,日常生活还有两个菲佣照顾。
平常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如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晚上11点必须睡觉,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走出别墅等等。
胥某作为新员工成绩不错,才一个半月,他就成功骗得70多万元,他从台湾老板手里拿到5.2万元“收入”。而王某更“出色”,他和吴某还有一个台湾人默契配合,从张女士处骗得600多万,直至两人落网。
“演员分工” 一切按照剧本走
据了解,每名新人到别墅后会拿到一份剧本,上面详细讲述如何骗取受害者信任,新人必须反复操练台词,熟悉后才能上岗。
“因为初来乍到,我们被分到了‘一线’,负责询问对方是否丢失过身份证或者手机卡之类的。不管对方回答有还是没有,我都会说‘你的身份证被别人冒用了,现在涉嫌洗钱或者别的什么犯罪’。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懵,但这时还未必信任我们。于是,我们会让对方通过114查询,这是不是某某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公电话。如果对方上钩,接下来,就由‘二线’的人冒充刑侦大队的民警与其联系。”据李某供述。
“必要的时候,还会安排‘三线’介入,也就是冒充检察官的台湾人。‘洗脑’开始了。通常情况下,‘二线’会告知受害人,此类案件高度机密,绝不能随意乱说,就算是家人也不能讲。出于安全考虑,要另外买个手机,重新办一张卡,而且每天都要向我们报告一次平安。为了让受害人确信无疑,我们还会要求他们卸载电脑上的杀毒软件之后,进入指定的网页,里面会弹出有受害人头像的通缉令。这一招,可以说是‘必杀技’!”
胥某在法庭坦白:“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真是被高薪冲昏了头脑,其实这些钱,我努力工作一年也能攒下来,而我却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毁掉别人家庭。”
由于本案被告人较多,庭审持续两天结束,该案将择期宣判。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