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阅卷真的只是阅材料吗？

刑事案件阅卷真的只是阅材料吗？||福州刑事律师分享

文 | 老明

来源 | 老明的法律博客

（首发于明律问刑微信公众号）

无论你是控方还是辩方，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阅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控、辩的成败。不过，同样的“阅”，阅的什么，恐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别样的“哈姆雷特”。

阅的是材料？阅的是证据？也对，也不对。“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说明，证据就是材料——只不过，不是所有已经归入卷宗的材料都是证据。从简单理解规定的角度出发，阅证据就是阅材料，但阅材料不一定是阅证据。

全面阅卷是刑事案件办理的一个基本要求——包括卷宗内所有的证据材料和非证据材料。起码那些优秀的职业人是这么认识并身体力行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或前提，阅卷也可以说就是阅材料。但是，真的就只是阅材料吗？这需要从阅卷的目的中寻找答案。

一般地，比较流行的“通用教程”是这么解释的，即控方（公诉人）的阅卷，是为了了解案件事实、把握案件定性、监督侦查程序，以便正确适用法律；就辩方而言，“了解案件事实、把握案件定性”可能是与控方基本相通的。除此之外，辩方的最终目的更在于发现侦查与证据问题，提炼辩护观点，以消弭或削弱指控。

案件事实和案件定性，其实绝大部分都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行为相关。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案件事实，主要就是行为事实，案件的定性就是对行为的定性。另一方面，控方通过阅卷以监督侦查，实际上是对侦查活动的审视与评判，而辩方所要发现的问题也更主要集中在侦查活动——包括对程序的遵守与证据的取舍和运用之中。也就是说，控、辩双方的阅卷，即使目标方向相反，都离不开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两个中心主体的活动与行为，那些我们所阅读的案卷材料，不过是这些动态活动与行为形成的、静态的反映。

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将阅卷中的“阅”解读成是对侦查活动与嫌疑人或诉讼参与人行为的检视与审阅。这样的视角可能有标新立异的成分，但将对静态的“阅”转化为对动态的“阅”，不仅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化，可能更会促使我们将问题看得更加全面。这个判断基于以下存在的事实：

其一，卷宗内所有的材料，无一不掺杂着侦查主体的能力、技术、认识、规范等复杂因素。例如，当取证人有意或无意地“有罪推定”时，通常会有选择性取证，甚至是篡改性取证。有人开玩笑说，刑事诉讼中的各方，只有侦查人员是最懂得“法言法语”的——讯（询）问人和记录人通常会将被讯（询）问人的回答，依照主观认识归纳为符合侦查方向的书面语言，以便满足法律判断的规范需要。

其二，任何书证、物证，包括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都是行为人在特定动机、目的等心理支配下的行为在现场或有关场所的反映。因此，传统的教科书上都是这样介绍侦查流程的开始：通过勘查现场（实施犯罪的地点和遗留有同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的一切处所），发现、收集和保全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品，进而推断实施犯罪的情况与动机、目的，确定侦查方向范围。也就是说，所有的侦查活动，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行为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的制约与影响。

其三，每一份言词证据材料的形成，除侦查主体的影响之外，都和作证陈述人的感知、记忆、动机、情感、情绪等密切相关。据说，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中所理解的证据，与我们书面化的“材料”含义大相径庭，不是简单的言词内容，而是包含了复杂心理的综合体。因此，一场正式的审判，必然要求各色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以便控、辩、审各方通过观察表情、体态等，综合判断言词内容的证据资格与效力。因此，对证据的审查就是对作证行为的检视。

其实，即便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检验鉴定类证据材料，检验鉴定人员也要受到各种因素——包括侦查主体的干扰。通常，接受委托或聘请的鉴定机构在接受委托的时候，会有一个了解案情的要求。送检人有选择的案情介绍其实已经对检验鉴定开始进行干预了。我们可以相信鉴定人的客观中立，但不能担保鉴定意见没有受到案情的影响。

可以看到，那些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卷卷书面材料中，不仅仅是“材料”那么简单与静止。书面化的材料中包含有丰富的行为心理、条件等信息。所以，所谓的阅卷，停留在书面材料的层次上，最多只是对侦查结果的签收与怀疑。透过材料，阅读出行为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才是阅卷的根本。实际上，这也正是优秀职业人与普通职业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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