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诈赌款，法院会判决对方返还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公检法三家于2018年3月18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从“套路贷”犯罪的定性、共同犯罪的认定、犯罪数额的认定和涉案财物处置等方面统一了执法思想、健全完善了工作机制，有效遏制了“套路贷”犯罪活动的高发态势。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解决了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收到良好成效。但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浙江看，“套路贷”犯罪分子在高压严打的形势下，改变行为手段、隐蔽犯罪特性，呈现出借款人对“虚高债务”明知、暴力及“软暴力”手段减少、肆意认定违约等行为减少、通过司法途径确认“虚高债务”的情形增多等趋势，演化出许多介于高利放贷和典型“套路贷”犯罪之间的行为模式，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困惑，亟待进一步解决。
为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的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执法办案思想，彻底铲除“套路贷”滋生土壤，提高专项斗争的法治化水平，省公检法三家经过充分调研，在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和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纪要》稿，并通过召开调研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几经修改和完善后形成本《纪要》。我相信《纪要》对我省公检法三家办理“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构成要素着手，明确“套路贷”行为的入罪依据和本质属性。《纪要》通过对“套路贷”构成要素的分析，围绕债权债务的虚假性这个关键要素，深刻揭示了“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本质属性，进而准确认定“套路贷”的行为性质。第二，从严厉打击切入，明确“套路贷”行为罪数的区分和共犯的认定。《纪要》将“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的事实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通过“套路”形成虚假债权债务阶段和运用多样化手段进行讨债阶段，进而根据相关行为实施的阶段和性质，准确解决了罪数和共犯问题。第三，由本质特征决定，明确“套路贷”犯罪数额及既未遂论处情形。《纪要》通过把握“套路贷”犯罪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本质特征，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正确解决了不同犯罪情形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和既未遂论处问题。第四，明确了几种需要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对于造成被害人或者特定关系人严重后果等几种情形，《纪要》规定要酌情从重处罚，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精神。
首先，“套路贷”的落脚点是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低息、无抵押、快速放贷等为诱饵，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设置种种“套路”，进而在行为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行为人来说，借贷是假，意图侵占对方的财产是真，“借贷”仅仅是一个虚假表象。为了虚增债务，行为人往往会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家访费”“调查费”“保证金”“中介费”“行规费”“安装费”“利息”“砍头息”等。虽然《意见》中没有规定具体的虚增债务的具体名目，但《纪要》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虚增债务的名目予以明确列举并不违反《意见》的精神。需要注意的是，《纪要》规定的“利息”“砍头息”和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砍头息”不同。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砍头息”，行为人只是纯粹收取利息或是提前支取“砍头息”，没有虚增债权，没有非法占有借款人财物的目的，没有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
其次，“套路贷”的立足点是“套路”。“套路”的存在，使得“套路贷”的欺骗性、隐蔽性较强，被害人难以察觉。《纪要》第1条罗列了虚增债权债务过程中一些常见“套路”，但在具体的“套路贷”犯罪中，“套路”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可能表现为所列“套路”的一种或几种，也可能表现为一些新的形式。特别是为了逃避打击、继续攫取不法利益，各种“套路”也在不断转型变化、花样翻新，比如冠以“投资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等名头，假借开展金融业务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无论行为人采用了何种“套路”、多少“套路”，其目的仍在于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所以司法机关在甄别判断时，还是要围绕债权债务的虚假性这个关键要素进行评判。
第三，非法“讨债”不是“套路贷”的必备要素，其在正常的民间借贷领域包括高利贷中都存在。实践中，“套路贷”一般有两个阶段，即：通过“套路”形成虚假债权债务阶段和运用多样化手段进行讨债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套路贷”的核心，实践中也有不少被害人未经催讨就“还”清了虚假债务，但这并不影响“套路贷”行为成立诈骗犯罪。而第二个阶段讨债手段是否非法并不是“套路贷”的评判要素，只不过是是否需要同第一个阶段行为进行整体或共同评价的问题。
最后，对于设置“套路”的，不管套路有多少、有几种并不影响“套路贷”的认定。“套路不深”不等于没有“套路”。实践中，“套路不深”主要是指两种情形：一是没有“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的情形。有观点认为，没有“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就不是“套路贷”，这种观点不正确。“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的目的是虚增债权债务，这与“套路贷”行为人以翻倍打借条方式虚增借贷金额或以畸高违约金、延展费恶意垒高借款等虚增债权债务手段并无实质区别，整体上都应否定其“民间借贷”属性，而评价为“套路”。二是没有暴力、威胁、“软暴力”催讨等非法讨债行为。从典型“套路贷”全过程看，实现虚假债权债务往往伴有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可以说，暴力、威胁、“软暴力”也是实现虚假债权债务的“套路”。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套路贷”就是黑恶势力。这种观点不正确。没有采用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手段非法讨债的，不属于黑恶势力。没有暴力催讨等非法讨债行为，只是说明行为人没有侵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相关的新的法益，但不妨碍对“套路不深”行为认定为“套路贷”。
行为人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虚增贷款金额，故意设置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不平等条款等，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无论相对人对协议内容是否明知，均不影响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即被害人的主观认知不影响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在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犯罪中，相对人是否明知都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相对人是否明知会影响到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具体构成何种犯罪。
首先，要将对“套路贷”行为的诈骗罪定性与正确把握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有机结合。在“套路贷”犯罪里，一个“套路”满满的所谓“借款合同”，如果借款人本着“协议条款”偿还了虚高借款，即使借款人对协议条款是明知的，但对这个条款是“套路”没有识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借款人其实也是“陷入了错误认识”。我们认为，借款人是否明知协议内容，并不能改变“套路贷”的定性。从我们平时的生活经验看，比如很多人到银行贷款，一般不会仔细阅读协议的每一句话；到手机店办理有关手机业务时也怠于阅读有关条款。“套路贷”的受害人一般也是如此，对于协议内容也许明知也许不明知，但无论受害人是否明知都不影响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所以，“套路贷”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借款协议时设置虚增金额、制造资金流水等，整体上可以评价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套路贷”以诈骗罪论处。
其次，对“套路贷”行为以诈骗论处时，触犯的是普通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套路贷”一般以合同形式表现，但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合同诈骗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不仅使合同相对方的财产法益受到损失，而且使交易主体丧失了经济活动的信心，并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所以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除了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财产外，同时还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套路贷”往往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出借人并没有市场交易的目的，其一开始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出借人所谓的“出借行为”并不能纳入市场经济活动的范畴，因此，对“套路贷”以诈骗论处时，应当以普通诈骗罪论处，而不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第三，“套路贷”行为人诈骗不成，反被对方所骗的，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实践中，有些借款人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仍主动接受“套路贷”，从一开始就打算赖账、不准备还款，无条件满足出借人的各种苛刻要求，有的隐瞒自己没有偿还能力真相，有的取得款项后用于挥霍或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甚至还有借款人事后以举报“套路贷”团伙为要挟拒还借款，“套路贷”团伙诈骗未成反而被骗。此类情况，“套路贷”团伙的行为仍然构成诈骗罪，而借款人的行为则是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在这种情形下，借款人也可以构成诈骗罪。当然，如果借款人为了躲避行为人的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故意不接电话等，不能认为借款人构成诈骗。
第二，以侵财型手段实施催讨的，视对象不同分别择一重或数罪并罚。实践中，行为人实施“套路贷”犯罪时，除了实施诈骗行为外，在催讨过程中又实施了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夺、甚至抢劫等行为，比较常见。对此，《纪要》第6条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行为人针对同一人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抢夺、抢劫、寻衅滋事等侵财型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一般以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针对不同人的，一般应数罪并罚。
第三，以非侵财型手段实施催讨的，一般应数罪并罚。因该类行为明显超出侵财犯罪范围，牵连性不强。《纪要》第7条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行为人通过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非侵财型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一般应数罪并罚。这里大家可能感到比较奇怪，寻衅滋事既可以是侵财型也可以是非侵财型，其实这是由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的四种方式中，的确有强拿硬要侵财型的，也有随意殴打等非侵财型的。
其次，仅参与非法债权实现过程的，不应认定为“套路贷”的共犯。《纪要》第9条规定，仅参与采用非法手段讨债或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仲裁，构成犯罪的，以其具体行为构成的相关犯罪论处。如果相关人员前期没有参与形成虚假债权债务的，后期即使是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而帮助采取诉讼、仲裁或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等行为予以讨债的，也不能认定为“套路贷”的共犯，具体行为若触犯其他罪名，符合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就以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宜以“套路贷”共犯处罚。
其次，以各种名目被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并视是否实际占有确定既未遂情形。根据《纪要》第11条规定，实施“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利息”“砍头息”，虽然表现形式是利息，但实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所产生的违法犯罪所得，均应计入犯罪数额。《纪要》第12条规定，“虚高债务”和以“利息”“砍头息”“保证金”“中介费”“家访费”“调查费”“服务费”“安装费”“违约金”等名目约定的费用，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已经被行为人实际占有的，以相关犯罪既遂论处；尚未实际占有的，可按相关犯罪未遂论处。
第三，“本金”没收、差额追缴和超额“本息”的计算。《纪要》第13条规定，行为人实际给付的“本金”，应视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或追缴，但不计入犯罪数额。需要注意的是，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并不是说，本金数额要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如果被害人从行为人处收到的“本金”数额大于其后来实际交给行为人“利息”“费用”等累计的金额，则差额部分可以从被害人处追缴。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应注重追缴差额部分。任何人不应从他人犯罪行为中受益。
如果行为人采用掩盖被害人已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以借贷合同上借款金额提起诉讼、仲裁的，被害人已归还的部分借款金额应视为诈骗犯罪既遂的数额。借贷合同上借款金额不计入犯罪数额，但超过借贷合同金额的“利息”应当计入犯罪数额。如果行为人已经非法占有相应“利息”，则利息计入诈骗犯罪既遂数额；如果尚未非法占有相应“利息”，则“利息”计入诈骗未遂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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