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如何正确对待强奸案的民事和解问题

2021年1月10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指出：

对于涉黑涉恶、爆炸、抢劫、绑架、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论罪应当判处死刑或者必须依法严惩的，法院都不得主动开展调解。坚决防止在社会上传递出“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等错误导向，确保案件处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决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违法犯罪，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杀人、拐卖、强奸等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的重大犯罪，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要毫不手软。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公号文章《2021，人民法院发出十大‘强音’》

指导案例第636号

林明龙强奸案

——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解，能否作为应当型从轻处罚情节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明龙，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无业。1993年1月17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1年3月20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二个月，2002年l0月18日刑满释放；2006年1月6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2008年8月12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09年3月2l日刑满释放；2009年4月3日因涉嫌犯强奸罪被逮捕。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明龙犯强奸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2年10月25日零时许，被告人林明龙尾随被害人刘某（女，殁年16岁）至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住宅区登峰组团ll幢二楼至三楼楼梯转弯的平台时，欲与 刘某发生性关系，遭拒绝，即采用手臂勒颈等手段，致刘某昏迷。在刘某昏迷期间，林明龙对刘实施了奸淫，且窃取刘某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765元，以下币种 均为人民币）和现金300元后逃离现场。案发后，经鉴定，刘某因钝性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明龙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林明龙的犯罪情节特别恶 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新罪，系累犯，应予严惩。辩护人关于林明龙的亲属已经筹集资金对被害人家属积极赔偿，且林明龙 认罪态度好，请求对林明龙从轻处罚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林明龙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家属已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的合理部分予 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林明龙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责令被告人林明龙退赔非法所得手机一部、人民币三百元；三、判令被告人林明龙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3，057．5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林明龙提出上诉。林明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其系主动供认强奸事实，应认定自首；其系醉酒后的无意识作案，强奸属临时起意，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已谅解，请求法院从轻改判为死缓。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明龙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林明龙的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系多次犯罪的累犯，依法应予严惩。林明 龙上诉及其二审辩护人要求从轻改判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 九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林明龙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严重，所犯罪行极其 严重，且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 林明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问题

本案二审时，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家属私下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由被告人亲属赔偿被害人亲属45万元（已支付10万元，余下35万元待改判后支付），被害人 家属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予以谅解，并书面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 解，能否作为应当型从轻处罚情节?

三、裁判理由

如何处理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是刑事审判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十 三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 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一规定是当前人民法院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政策法律依据。被告人认罪、悔罪，并通过积极的物质赔 偿，弥补犯罪对被害人家属的伤害，对被告人主观恶性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实践中，多数被告人不其备赔偿能力，加之关押在看守所，难以筹集赔偿款，由亲属代为 赔偿的情况较为普遍，亲属代为赔偿，可视同于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家属作为犯罪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对犯罪行为有着切肤之痛．其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犯罪社会影响的减弱。通常情况下，这种谅解是以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悔罪为前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人身危险程度的变化。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悔罪，或是被害方谅解，属于犯罪后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此，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考 虑。

但是，量刑是一个综合衡量的过程，各种量刑情节，包括从重、从轻的情节，法定、酌定的情节都需要权衡。其中，犯罪性质和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 是决定被告人刑罚的最基本因素，片面夸大积极赔偿或谅解等罪后情节的作用，忽视犯罪性质和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都是不正确的。实践中，作决定被告人最终刑罚时，除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外，还要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进行综合评判。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 罪，因为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其社会危害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有区别，在处理时，如果被告方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原则上应从轻处罚，而且人民法院 还应当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民事调解工作力度，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促成被害方的谅解。只要赔偿得好，被害方又谅解的。就可以大胆地从轻，一般都不考虑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属于“以钱买命”。

但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犯罪情节特别恶 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案件，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获得被害方凉解，但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还是应依法 判处死刑。也就是说，要着重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对量刑社会效果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赔偿和被害方的谅解。强奸致人死刑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与因婚恋、家庭、邻里矛盾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伤害犯罪存在明显区别，这类犯罪针对的对象往往不特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的重点对象。

本案中，林明龙深夜尾随未成年被害人到住处，在居民楼的楼通上将被害人强奸致死，其犯 罪性质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并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严惩。对于这类犯罪，不宜像对待 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那样积极主动进行调解，对于私下达成协议的，要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真诚认罪、悔罪，尤其要注意审查协议的过程和内容是否合法，被害方的 谅解意愿是否真实，即便认定具有积极赔偿和被害方谅解的情节，考虑从轻时也应当从严把握。联系本案，林明龙的家属私下找到被害人家属进行协商，达成书面凉解协议。根据协议，林明龙家属赔偿45万元，被害人家属对林明龙的行为表示谅解，并请求对 其从轻处罚。从协议内容看，协议赔偿数额超出法院判决赔偿数额（判决赔偿20余万元）一倍多，而且大部分赔偿款（35万元）以不判处林明龙死刑立即执行为 前提。这种出于获取巨额赔偿款目的而表示的谅解，很难说得上是真诚的谅解。而且，本案被告人林明龙多次犯罪，不堪改造。林明龙不满18岁就因犯盗窃罪被判 刑六年，释放不久又犯盗窃罪被判刑两年零两个月，直到2002年10月18 日才刑满释放。出狱只有7天就犯下本案，构成累犯。此后，林明龙仍不思悔改，又继续作案。2006年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零三个月，2008年再次因犯盗 窃罪被判刑一年。林明龙先后四次判刑、一次劳教，每次都是时隔不久又再犯案，可谓屡教不改，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对如此恶劣的犯罪分子，如果仅 因被告人家庭有钱赔偿就可以从轻处罚，实质上意味着有钱可以买命，如此不但会严重破坏法律的平等和公正，而且会损害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因此，本案核准被 告人林明龙死刑，没有因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方谅解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是正确的。

撰稿：最高法院刑三庭 夏建勇

审编：最高法院刑三庭 姜永义